引言

數字經濟時代，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云計算、物聯網等數字科技與經濟發展深度融合，實現生產要素的價值涌流和產業發展的轉型升級。數據作為新型生產要素，突破了傳統生產要素的固有屬性，對于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與動力變革具有重要意義。構建數據治理規則體系，是適配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必然選擇，更是以數字法治推進中國式法治現代化的肯綮所在［1］ 。2022年12月，《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構建數據基礎制度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的意見》將數據分為公共數據、企業數據、個人數據三類，提出建立數據資源持有權、數據加工使用權、數據產品經營權“三權分置”的產權運行機制，分別對應數據持有者、數據處理者和數據運營者。2023年12月，財政部頒布《關于加強數據資產管理的指導意見》，提出構建“市場主導、政府引導、多方共建”的數據資產治理模式，明確市場、政府、生態各方不同主體在數據資產治理中的關系，探索構建公共數據資產應用機制。2024年7月，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明確要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包括構建全國一體化技術和數據市場，健全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要素市場制度和規則。在數據要素資源體系中，公共數據由于其體量龐大、牽涉面廣、戰略價值高，成為數據治理的重要規制對象。公共數據流通利用的核心理念是“開放”，公共數據安全保障的核心理念是“安全”，進而引發了數據隱私保護與公共數據流通利用之間的抵牾 ［2］。與高度的戰略價值相伴生，公共數據安全風險構成了總體國家安全觀下政府所不容忽視的治理維度［3］。因此，構建兼具數據權利保護與促進公共數據流通利用的治理方案是當下數字法治的實踐訴求。

在釋放數據要素潛能、促進和保障數據要素市場健康有序發展的過程中，數據信托作為一種基于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原則設計的法律結構模式，近年來在全球數字治理領域受到廣泛關注。對于如何借助數據信托理論創新我國公共數據治理機制，部分研究者對此進行了相關研討。第一，公共數據信托的運行機制設計。翟志勇［4］主張分行業分領域針對不同的公共數據設立不同類型的公共數據信托，這一觀點雖強調了公共數據信托類型化的重要性，卻可能因缺乏統一的制度框架和運行邏輯而導致各類數據信托之間的協調性不足，進而影響整體效能。李智等［5］主張引入第三方機構作為數據信托受托人能夠在數據關系中建構起新的平衡，這也是我國在公共數據授權運營機制方面探索的重點方向。辛苑［6］以公共數據的持有權為標的設立公共數據信托，引入數據運營商的受托人管理模式，但是否能有效整合不同層次數據運營商的利益沖突尚需進一步探討。第二，公共數據信托的法律銜接設計。蔡麗楠［7］提出可以采取修改既有法律以及出臺司法解釋等方式更新傳統信托理論，使之更加契合數字時代對數據權利保護的根本目的。任江等［8］主張盡快出臺國家層面的《公共數據授權運營條例》，將信托理論嵌入公共數據授權運營機制之中，以彌補法律供給的不足。但囿于數據信托理論在國內引入時間較短、實踐程度有限等因素的限制，目前學界對公共數據信托的法律構造尚未形成體系成熟的理論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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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息：

張林軒

（安徽大學法學院，安徽合肥230601）